(原标题：姚洋：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?还得靠教育)
导读：9月1日，全国大部分地区中小学迎来了“双减”政策后的第一个开学日，也让这项政策开始接受检验：教育焦虑，能够就此得到缓解吗?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看来，对教育领域的改革，是对教育公平的回归，而这又直接关系到阶层流动：通过教育，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流入到中等收入群体，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，这一点又和近日中央推动的“共同富裕”的最终目标相契合。以下为采访全文。
【采访/观察者网 刘惠】
观察者网：“三次分配”指的是高收入人群以募集、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财富进行分配，从现实角度出发，我们现阶段提出“三次分配”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?
姚洋：三次分配不是一个新概念，早在1992年，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提出了“三次分配”概念，自愿是它的原则。国家的收入分配主要靠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，第三次分配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。
目前，很多国家的社会捐助都比较少，比如说欧洲、日本。美国的捐助比较多，很多私立大学都是依靠捐助。日本也是公立学校多，私立学校少，比较有名的私立大学也就是早稻田大学、庆应义塾大学、上智大学了，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。
美国社会捐助私立学校有多种原因，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早期移民比较重视教育，移民开始捐赠建立学校，比如说哈佛大学开始的名字是Harvard College，就是一个小的文理学院。
美国战后有一批新的学校出来，比如斯坦福大学、卡内基梅隆大学，是靠企业家捐赠办起来的。美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台一些政策，鼓励大家捐赠，这一套鼓励捐赠的激励方法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美国常春藤盟校(The Ive League)是私立大学，虽然也会得到美国政府在财政上的支持，但数额极其有限，与公立高校得到的巨额补贴相比更是微不足道。正因如此，接受捐赠成为这些名校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。
但是，要实现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，捐赠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，这个量在中国太少了，更多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。
我们不能一提到三次分配，就以为国家要来做这事儿，我们不是要“杀富济贫”，也不是要搞“平均主义”，而是这次会议后，我们会出台一些政策来鼓励大家捐赠。
中国的捐赠里，大头是企业捐赠，普通老百姓的捐赠是比较少的，中国的企业家捐出了大量的收入来帮助穷困山区、扶助老幼病残、鼓励科学研究，比如“未来科学大奖”，是由几个企业家发起的，而且奖金比诺贝尔奖还要丰厚。因此我们对第三次分配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
观察者网：我们讲三次分配不能忽略前面的“初次分配”和“二次分配”，而且我们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也不着急跨入三次分配。
姚洋：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也不能依靠三次分配，三次分配强调“慈善”，国家应该做的、能做的只能是引导，并不是说要依靠三次分配。
观察者网：您觉得税收政策会不会成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?
姚洋：没有税收就没办法做调节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不是光靠二次分配，不是收税就完了，而是要精准分配，政府做该做的事情，把收来的钱用在刀刃上，不是一味地把税收提的多高。
观察者网：目前，我们依旧要着重解决前两次分配中存在的问题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发挥二次分配中税收的调节作用?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更应该侧重于哪个方面?
姚洋：我们企业税负太高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时期来的，搞计划经济的国家基本上不对老百姓征税，只对企业征税，但是对企业收税不见得老百姓不承担税负，税负也会转移一部分给老百姓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老百姓的工资被压低了。
我们搞市场经济之后，这样的状态没有改变，实际上，我们仍然大部分依靠企业交税，特别是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，两者合计占全部政府收入的45%以上;还有员工的社保，我们的社保也非常依赖于企业，所以企业的负担是很重的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就得要加大个人和家庭承担的税负。可以参考一些美国的经验，美国的企业为什么创新力比较强，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税收比较低。
中国的汽车玻璃大王曹德旺到美国开工厂以后，发现美国的税负怎么这么低，而在国内，他说应该提高个税起征点，提高到一万，他是不知道国内的平均收入是多少，起征点一万块钱就没几个人交税了。
现在我们的个税起征点是5000元，即使如此，我们的个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依旧是很低的，只占政府收入的5%左右。
因此，我们应该降低企业的税收，对家庭来征税。我们现在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5000元也不能往下降，只能往上提。所以，想要提高个人或家庭承担的税负，基本上就是房产税，房产税是对较高收入人群来征收的。
对于普通家庭，不用担心会被征税，因为有基本的免税额度，这样一来，普通老百姓是不会被征税，只有两套房及以上的高收入人群才交税，这个税收很公平。
住房本就是消费性的资产，超出了日常所需的住房就应该交税，而且房产税有个好处，不会打击大家的生产积极性。作为资产，不会对工资和收入产生影响，而且它又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，一般的老百姓不用交，有比较多房产的人才需要交。
我觉得房产税必须征收，房产税是一个很大的税，因为中国房产价值很高，征收0.5%都是很大的一个数。
观察者网：房产税大家一直在讨论，像房产税、遗产税、资本利得税都在讨论，但在执行方面，是“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”，这次会议上也说要提高税收社保还有这种转移支付调节力度，并提高精准性。您觉得可以用哪些措施来保证政策的精准性?
姚洋：二次分配的税收调节，第一个目标是“保底”，用这些税收去救助收入比较低的人，然后提供社保和医疗保险。
第二方面是培养普通民众的生产能力，因为我们不是“劫富济贫”，把富人的钱给穷人，让穷人的收入提高，这是不可持续的。一定要增加普通老百姓的收入能力，特别是处于收入分配低端的50%家庭的收入能力。
怎么培养呢?那就是教育了。现在你要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，没有大专或大学文凭，难度是极大的，之前那种草莽英雄、农民企业家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的时代变化飞快，哪怕到网上卖东西，没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和技术，东西都很难得到宣传，很难卖出去。
所以教育是最重要的，而恰恰在教育方面，我们的投入是极不平衡的。
我们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，集中在比较顶尖的学校里，那么农村地区或城市郊区的教育资源就很不好，有很大的不平衡。
因此，政府的侧重点除了把社保的兜底功能搞好外，最重要的就是去投资教育，我们现在的高校收费完全是倒挂的，越好的学校收费越低，越差的大学收费越高，这样一来，对低收入的群体就是双重打击。
好的大学排名高不应该是因为好的生源，而应该是教学质量高。现在，好的学校不仅收费低，享受的国家补贴和财政支持也多，这样一来就会强者更强、弱者更弱，使得整个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。
所以，好的学校学费应该提高，财政收入分配可以向排名靠后的学校倾斜，去精准地扶助那些差的学校，而不是把资源全投入到好的学校。
观察者网：您一直在关注教育公平的问题，现在社会上也有“寒门难出贵子”的现象。有观点认为现在阶层流动越来越困难，从教育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?
姚洋：现在阶层流动，说白了就是说收入能力够不够强。收入能力够强，那出生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能变成中产阶级，如果收入能力不强，永远变不了中产阶级。
社会流动性降低象，恰恰说明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孩子获得的教育机会，要比城里中产阶级的少，而且我们老说“鸡娃”，那都是中产阶级的事儿。对于农村家庭来说，别提“鸡娃”了，几乎都是“放羊”。
农村没有钱投资孩子的教育，也没法给到好的家庭教育，这样下去，阶层能不固化吗?中产阶级拼命投资教育，读了大学还不行，硕士博士接着读，农村能读个高中或者随便上个大学就行了，这样差距就会越来越大。
阶层固化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，很大程度上就是教育固化。结果就是高收入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水平更高，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教育水平还是低。
农村出来的孩子，他的社会信息和资源比较少，用同样的教育，得到的工作机会还是不如城里的孩子，但是对比根本得不到的同等教育，还是好很多。而且我相信如果有了同等教育，也许第一次找工作有差距，但是后面完全有机会把差距给拉平的。
观察者网：教育公平也涉及到我们现在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。
姚洋：不光是城乡差距，一个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很大，北京胡同里的孩子，读的书就没有海淀区的孩子读得多，当然也跟家庭环境和投入有关系。我们现在依旧面临发展不均衡、不充分的问题，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的城乡差距快没了，但是内陆地区，比如说青海，城乡差距恐怕还在三倍以上。
中国最大的差距还是城乡差距。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搞乡村振兴，政府的资源向农村倾斜，特别是公共服务、教育资源得向农村去倾斜。
